近几年来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志正确领导下，我国在顺利完成“十二五”规划主要任务基础上，实现了“十三五”规划的良好开局，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。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67万亿，这是“十二五”结束的时候，比2014年增加将近4万亿。2016年GDP从现在的，基本上是国际上是74万亿，比2015年增加7万多亿，尽管是增长6.7%，但是它的增加总额比2015年增加3万亿。我们实现了“十二五”的良好开局。
同时也要看到，近两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、趋势性变化。即使这些变化是一些苗头，也需要在今年和今后几年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，并妥善应对。
第一个趋势性变化就是，粮食生产在连续12年增产以后，第一次面临减产。
201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2429亿斤，比2014年增长280多亿斤，实现了历史上的12年连续增产。但是2016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是12325亿斤，比2015年有所减产，其中早稻减产2.7%，夏粮减产1.2%，整体上减产1.8%。这是我们12年连续增产以后，虽然实现了丰收，但是第一年减产。尽管我们的粮食像李主任讲到我们与国际市场的倒挂，我们也有很大的库存，但是中国粮食安全对减产的势头应该引起重视。
一是现在粮食价格倒挂。我们的主要农产品价格都比国外的在配额到岸后的价格还要高，所以导致现在我们国内农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。但是我们的价格面临着天花板，而包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农业补贴已经用尽。
二是粮食库存过高。我们的粮食总库存已经超过1万亿斤，李主任讲是1.2万亿斤，坚定了全年粮食的总产能。就导致我们财政负担加重，直接用于粮油储备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去年就接近2000亿元，占贷款已经超过1.2万亿元，占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，而且也消耗了、障碍了农业种植业的结构调整。
三是农产品的供需缺口扩大。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城镇化、工业化地快速推进，以及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，2014年我国农产品的进口额也接近1200亿美元，逆差5000亿美元，现在粮、棉、油、糖、肉、奶进口量相当于在国内种植9亿亩左右的播种面积，接近了我们耕种面积的一半。所以我以为对粮食减产必须高度重视，要把13多亿人的粮食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第二个趋势性变化就是，在投资增速跌入15年最低点之际，民间投资第一次大幅度下滑。
2015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56万亿，名义增长9.8%，实际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增长11.8%。2016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59万亿元，名义增长8.1%，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增长8.8%。两个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比2015年要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民间投资仅增长了3.2%，增速降低了6.9个百分点，比全部增速低4.9个百分点，所以民间投资的占比从64.5%下降到61.2%。
所以产生这种原因，一是投资环境不完善，目前民间投资仍然遇到各种玻璃门、弹簧门，今年整个投资中国际贷款占整个贷款将近80%，民间只占20%左右。加上市场需求疲软、融资渠道不畅、公共事业开放不够、企业投资意愿不够。
二是投资信心不足。由于当前经济不确定性，民营企业家也不愿意、也不敢投资实体经济。容易导致资金脱实向虚，以钱生钱，投资人失业了，加上国内投资无利可图，所以一些资金开始向国外投资，也出现了外热内冷的现象。
三是融资渠道不畅。金融改革以后股市、债市的资本市场先天发育不足、后天营养不良，急需要完善直接融资的比重。同时要发展民间银行和其他银行，来推动多渠道建设融资。
第三个趋势性变化就是，在流动性连续近20年急于增长的条件下，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第一次出现了比较大的剪刀差。
到2015年12月末，我国的广义货币达到139万亿，增长13.3%。人民币贷款余额新增11.7万亿元，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增量，达到18.5万亿元，各类债权累计发行23万亿元，同比增长将近90%。2016年12月末我国的广义货币达到115万亿元，增长11.3%，总量增加将近12万亿。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104万亿元，新增12.6万亿，社会融资总规模达到17.8万亿元，各类债权累计发行36.3万亿元，增加了56.7%。今年1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又新增了2万亿元，社会融资规模一个月就达到3.74万亿元，创历史新高。
这两年来在流动性过分宽松的同时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，狭义货币，就是现金加企业的活期存款增速大大超过了广义货币。导致了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两者之间的剪刀差。
2015年12月末，广义货币增长了13.3%，狭义货币增长15.2%。2016年12月末，广义货币增长11.3%，狭义货币增长21.4%。其中去年7月份，一度飙升至25.4%，中间向差十几个百分点。
所以有的专家把这种M1的增速大大快于M2增速的剪刀差称作流动性陷井，虽然释放了流动性，但是拿到现金的企业并不愿意投资，也没有更扩大生产，而是选择把这些钱拿到资本市场上来换取高收益，以钱生钱，或者到海外投资。
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，企业囤积现金。由于缺乏高回报，一些企业拿到钱以后抱在手里。所以企业也好，地方政府也好，居民家庭也好，持有货币的意愿，特别是用于包括资本市场和房地产，特别是楼市，使得货币的投机和交易需求大幅度增加。
二是由于企业囤积现金，大量资金并没有投入实体经济。因为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一些高收益、高风险的理财产品，表外的业务远远超于表内业务。所以在渴望高收入的银行，追求高收益的企业和持有大量存款的居民家庭之间，就建立了资金循环的关系。居民来寻找高收益的理财产品，比如说现在保险公司的万能型，以5%-6%的高收益率回报，而保险公司拿到这个钱以后再贷给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金融投资者，形成了资金在虚拟经济中转圈，内部循环，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。
三是有可能大幅度推高通胀水平。因为广义货币余额占GDP比重已经从2008年的120%，飙升到200%以上，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等发达国家。现在随着PPI、CPI比较低，当然有的专家估计，现在趴在单位和企业账户的活期存款已经接近50万亿元。在缺少投资回报的情况下，这部分资金可以迅速地转化为市面上的流动现金，不仅推高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，还加大了为期更长的高通胀压力。所以最近这几个CPI缓慢上升，PPI迅速从负增长5%点多变成正增长5%点多，相差10个百分点。所以对于流动性过分宽松，大量资金脱实向虚，特别是M1大于M2的增速陷井比较予以减轻。
第四个趋势性变化就是，在进出口连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，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国内利用外资。
2015年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4万亿元，下降了7%。其中出口下降1.8%，进口下降13.2%。2016年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4万亿元，下降0.9%，其中出口下降2%，是在连续18个月负增长以后，除了9月份开始有小幅度下降以外，7-8月份，以及10-12月份，转为了正增长。进口仅增长0.6%，在连续33个月负增长以后，下半年转为正增长。在进出口连续三年下滑这种条件下，201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356亿元，境外直接投资1456亿美元，这就第一次成为了资本的净输出国。2017年这个形势更加扩张，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137亿美元，增长了4.1%。
但是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701亿美元，增长了44.1%。所以我国连续两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国内吸引外资。这还不包括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购买不动产，以通过地下钱庄、虚假贸易等非法途径转移资金，更不包括私自携带资金出去。截止到上个月底，1月底，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下降到2.998万亿美元，连续7个月下降，跌破3万亿美元的关口，创下2011年2月以来的新低。
这个原因表现，一是企业海外投资的热情高涨。面对经济放缓和人民币贬值的预期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动作提速，并购交易额同比增长近3倍，比前两年的总额还要多。这个规模出人意料。
二是投资对象五花八门。很多企业是跟风，尽管一些希望借助海外的技术、品牌、实力来提升竞争力。但是更多的企业是跟风投资，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投资不动产、影视院线，甚至是葡萄酒庄、足球俱乐部。
三是并购活动因为不规范已经引起外部的强烈反弹。因为走出去对我国的很多企业来说还是很陌生的，导致很多对外投资跟风，要么鲁莽、要么缺乏论证，留下了诸多风险隐患。最近在欧美许多国家已经表现出很多担忧的情绪，导致一些并购也因此搁浅。所以这些年来面对国际、国内情况的变化，部分企业家信心不足。加之我们对财产权保护也有一定的担忧，所以一些人选择移民，或者将财产转向国外。所以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程度还不高，不同地区水平差异很大，中西部还需要大量资金的情况下，如何处理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、利用外资的关系，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
第五个趋势性变化就是，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行的大背景下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GDP的增长速度，就是没有跑赢GDP。
2015年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.9%，实际增长只有7.4%。其中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.6%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.5%。但是2016年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.4%，比前年低了0.5个百分点。实际增长6.3%，比前年下降1.1个百分点。其中城镇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.6%，农村居民人均可知支配受实际增长6.2%，都下降了1个多百分点。特别是我们比较一下2011年我们开始把城乡居民收入放到一起来统计，2011年GDP增长9.2%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10.3%。2012年GDP增长7.8%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10.6%。2013年GDP增长7.7%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8.1%。2014年GDP增速7.4%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8.0%。2015年GDP增速6.9%，城乡居民收入7.4%。去年GDP增速6.7%，但是居民收入只达到了6.3%，这是第一次城镇居民收入、农村居民收入、城镇居民收入指标都低于GDP。前一段时间我们听取有关部门的报告，有关部门报告辩解说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，高于人均GDP，因为去年GDP人均增长6.7%，但是去年人均GDP增长6.1%，我们城镇居民收入6.3%，还比人均GDP增长6.1%要高，都是换了概念。
这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虽然增长很快，但是这次第一次低于GDP，我们认为除了收入分配政策本身的问题之外，主要是经济增速下滑传导了收入下降。所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，经济增长速度的区间下移，所以经济结构发生更大的改变，再加上能源消耗和环境约束的强化，这些转变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。这是不可否认的。
一是种粮收入难以增加。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，我国几乎所有的粮食价格均比国际市场高，国内与国际价格倒挂，对继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形成了制约。加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农业补贴用完了，所以农民依靠种粮收入是很难。现在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增长，所以主要还是靠外出务工的收入增长。
二是工资性收入增速明显放缓。因为劳动报酬是城镇居民和进城务工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，面对市场需求疲软，企业利润下降，短期内受政府维岗措施，储备人力资源的影响，所以企业不裁员，往往减少劳动时间降低工资。如果经济持续走低，必将从降收入、传导到减就业，有可能对城镇居民收入造成更大的影响。
三是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受到冲击。由于居民理财和投资渠道单一，受经济下行拖累和市场环境影响，居民经营净收入连续两年持续下降。由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波动，也增加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确定性。
四是转移性收入增长空间有限。这些年来我们特别依靠提高社会保障、补助标准、扶贫、脱贫，所以导致城乡居民转移的净收入增长快。但是现在受经济增速下滑，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，所以扩大财政支出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，这个已经难以为继。所以对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大的西部地区，特别是最近几年收入增长很快的西部，像西藏、新疆等等，依靠转移支付的这些地方延续增收的趋势也更加困难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到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，所以十八届五中全会和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这一目标，两个翻番，并且提出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。
面对着经济、社会发展的新常态，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以后，如果我们在收入政策方面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，那么实现这两个翻番，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，或者跑赢GDP，那么这将面临更大的压力。如果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再朝下掉，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，收入分配领域的风险将进一步集聚，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。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充分重视起来。
来源：本文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于2017年2月18日在国研智库论坛的主题演讲